张小波

从那本《中国可以说不》开始，张小波就与中国图书市场的风云变幻密不可分，他用《求医不如求己》《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国不高兴》等一本本畅销书搅动着公众的阅读趣味和取向，引领出版之风潮。

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大名鼎鼎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上海"城市诗派"的旗手；而滑稽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又以另一种与文学无关的方式，以另一个名字爆得大名---他是当时最畅销的时政书籍《中国可以说不》的真正作者.

其实这本集子1994年曾经以另一个名字出版过，当时被收入一套《城市斑马》文丛，和他一起的另外两个作者是当时正当红的邱华栋和朱文。一晃8年过去，小邱已泯然众人矣，朱文则一跃成为文学青年和艺术青年们的偶像。而张小波，8年来再无新作---甚至连字都已经不会写了。这又如何呢？有些人本是庸才，终于归为平庸，连勤奋也拯救不了他，有些人生来就是潮头之人，大浪淘沙，独领风骚，而还有些人，也许一辈子只留下一本书，但却硬如磐石，经得起冲刷。

其实，张小波并不是那种半道杀出来的文学奇才，即使没有这部小说，他在另一个秘密的非主流的文学史的某一页上也早有一席之地---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大名鼎鼎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上海"城市诗派"的旗手。

在当代，一些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穷尽毕生之经历，只不过是为了无限接近文学的真理。而张小波不是，他竭尽所能地努力，似乎只是为了离真理更远，或者说，在他的小说中，他把真理扭曲得近乎青面獠牙。有人因其小说的荒诞，而把他称为"中国的卡夫卡"，事实上，他也确实是最接近卡夫卡的荒诞气质的小说家，但他跟卡夫卡截然不同的是，卡夫卡的荒诞是为了接近那预设中的真理，而为了"深知"和"穷尽"；而张小波不是，他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摧毁自己最初预设的真理，是在深陷中远离。

一个人用4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样一部小说集，并且迥异于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文学母体，他的确有资格就此搁笔不写，去过他"会须一饮三百杯"的生活。但对于试图了解这个时代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让这样一个人和这样一部小说一直停留在黑暗之中，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本书谁写都会红

张小波在诗歌上对公众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他策划的《中国可以说不》，尽管时至今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本书就是张小波和他的一帮朋友做出来的。

张小波坦言他1994年就开始准备做《中国可以说不》，张小波认为，从1989年到1994年，中国青年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们认为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宋强在回忆写书过程时说，张小波开始告诉想出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时，他的想法就是对满大街的广告牌说不，对洋奴文化说不，对卑贱心态说不。

“说不”成为1996年的一个标志性话语、最流行的话语。而包括张小波在内的所有作者都没有想到，这本书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荷兰和瑞士的记者早在这本书还在校样的时候就开始打探消息，此后，美国《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卫报》纷纷联系采访该书作者，各国驻京新闻机构的约见、约稿更是络绎不绝，美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也数次邀请这几位书生模样的作者一同就餐、交谈。宋强多年后这么分析当时在国外的影响：“这本书成为一个事件，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新闻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在西方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出很多书，自己却不当作家了

四川诗人杨黎认为，在中国，4000字以上的小说，写得最好的是张小波。但他却在1991年写完《检查大员》之后放弃了诗歌和写作，而成为一名书商。“之前我当然想做一个很好很纯粹的诗人或小说家，但是由于生活的际遇逼迫我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所以十几年来，我也停止了小说和诗歌的创作。”

张小波1992年揣着借来的2万多元开始了书商的生涯，当时他在江苏丹阳开了一个书店，做了温瑞安的一些武侠书。温瑞安的作品张小波发行了30多万套，成为张小波事业的第一桶金。如今，张小波的共和联动图书公司每年图书销售码洋都超过亿元。麦家就表示张小波对他的帮助很多，他曾说：“在《暗算》电视剧播出之前，我的小说已经卖得相当不错，当然这跟张小波的发行和大力宣传也有很大关系。”

今天作为一个成功文化商人的张小波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继续当年的写作梦想，但作为图书出版幕后推手，他却无法推出自己的作品，“我仍然认为我的小说有非常独到的精神内核，但是这样的小说并没有得到一个有力的传播。张元导演把我的一些小说拍成电影，他的拍摄计划在釜山电影节得了大奖，最近也入围了鹿特丹电影节电影创意前十部的提名。我有些小小的悲哀，因为一个小说要靠另外一个艺术样式来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