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赴东北。
1946年春，任合江省（今在黑龙江省内）省委书记。
1948年春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调任辽东省（今在辽宁省和吉林省内）省委书记，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同志转到外交部门工作。
1951年4月，出任驻苏联大使。1954年底，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因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坚持原则，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斗争，并遭到迫害。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在江苏无锡病逝。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同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他的老战友致悼词，赞颂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发表讲话，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给了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
从1921年9月到1924年1月，张闻天主要是以翻译外国文学和评论外国文学为主，如《元始文明之由来及其影响》《笑之研究》《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苏维埃共和国经济计划自白之一》《狗的跳舞》《文化与幸福》等译文和评论。在不到3年时间里，张闻天译著达50万字之多。
1924年2月张闻天着手小说《旅途》的创作。5月6日，完成了《旅途》的创作。9月4日写完《逃亡者》，10月10日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10号上。1925年5月，张闻天从重庆返回上海。6月25日，《东方杂志》第22卷第12号发表了张闻天的小说《飘零的黄叶——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该小说6300多字，写出了25岁张闻天的内心独白。1942年2月5日，《中国青年》第3卷第4期特载了张闻天的这篇小说。张闻天在转向文学翻译、评论、创作的过程中，依然关注中国社会问题。
从1 9 2 0 年7 月至1 9 2 4 年1 0 月间，张闻天陆续发表《离婚问题》《无抵抗主义底我见》《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日俄会议之破裂》和《赔款与战债》等文章。1924年10月，张闻天到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师。他利用讲台巧妙地宣传新思想，宣扬男女恋爱自由，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他还组织部分觉悟较高的学生学习《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使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的学生李伯钊、杨丽君等成为四川妇女解放的先进分子。1925年3月，张闻天离开女二师，来到川东联合县立师范任国文教员，主编《南鸿》周刊，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生命的急流》等文章。从1915年9月到1925年5月，张闻天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在艰难中探求真理，经过三次选择，他的政治觉悟日渐提高。
遵义会议的第一主角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对遵义会议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应该至少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四人，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有一个故事可作为这段历史的注脚：现在无论是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在“遵义会议”部分，都有一座毛、张、周、王的四人群塑。但韶山的这一群塑像后面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曲折故事。据说2003 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 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改造，新设计的这一群塑中只有毛、周、王三人。新馆正式开放前，胡锦涛总书记前来视察，当他看到这组群塑后，即问该馆负责人：那时候张闻天是总书记，但这里怎么没有？并指着群塑说：这里应该还有张闻天。
确实，无论从酝酿到召开，还是从贯彻到落实，在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张闻天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第一，“三人行”构筑了遵义会议的“物质基础”。长征出发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这一“三人行”，拉开了日后一出惊天动地历史活剧的序幕，这三人同行的相处中毛泽东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张、王，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第二，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行军方向。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但李德、博古仍让部队北行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然，红军后来实际上是按毛泽东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逐渐扭转了危局。但问题是，长征前毛泽东对五次反“围剿”也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采纳，为什么这次转兵贵州的主张却被接受?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湖南西北边境一个叫通道的县城举行的会议上，当时被人们视为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张闻天带头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主张被会议采纳，才改变了红军长征路线，使红军避免了与兵员数倍于己的敌人正面交锋的危险。
第三，毛、张谈话搭建了通道会议的平台。据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1986 年回忆，罗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毛泽东时，碰巧遇上毛、张正在一起谈话，罗站在门口等候时不经意间亲耳听到了谈话内容。张对毛说：湘江战役通过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损失惨重，敌人发现了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展开包围。此时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显然，他们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通道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前奏。
第四，张、王橘林谈话为遵义会议进行组织改选作了强力铺垫。遵义会议前，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橘林谈话”。在一片橘林里，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答：“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吧!”
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转告给了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就都知道了张推举毛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第五，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反报告，为会议确定思想基调。会上，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作反报告。他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然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会议结束时，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之后，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我们总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一起为遵义会议成功举行建立了丰功伟绩。张闻天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
三次让贤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镜，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
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他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目，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脱离负责岗位后，他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
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
第一，事变爆发第二天，张闻天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发表了“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独到见解，同时指出了“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根本方向。
第二，在党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19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张闻天围绕“不再恢复反蒋”这一关键，对决策的正确性及其策略思想作了鲜明、系统的阐述；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第三，在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出现新的复杂形势面前，张闻天揭破蒋所玩弄手法的实质，教育党内仍从实现和平的全局上正确处理西北局势，并在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
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
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始终奋斗不息，把整个生命献给了这一壮丽的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持真理的优秀品德赢得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尊敬和思念。
一、张闻天同志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张闻天同志早年投身革命，在一段时间内曾在党内负总责，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张闻天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文艺、宣传和党报等方面的工作，撰写大量文章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反蒋斗争。
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以博古同志为首的中央全盘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政策，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张闻天同志作为中央领导成员，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推行和宣传（主要是对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影响）无疑负有相应的责任。但另一方面，通过实践，他逐渐对许多“左”的政策和做法产生怀疑和不满，这为他后来同“左”倾错误决裂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红军付出沉重代价渡过湘江后的危急时刻，张闻天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在政治局内同错误的军事领导进行斗争，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按照会前毛泽东同志与他和王稼祥同志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亦称“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受委托在会议结束后起草了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与张闻天同志思想转变和同“左”倾错误彻底决裂是分不开的。
在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服从真理，抵制谬误，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主导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党中央的团结和实行有效的集体领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党内负总责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正确认识分析国内外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毛泽东同志、中央领导集体一起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战略转变。在这个战略转变中，他主要在三个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在长征途中和到达陕北后，积极参加反对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坚决维护党的统一，实现红军长征的完全胜利和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会师。二是主持召开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并起草会议决议，为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在东北期间，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城乡经济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上均有突出建树。
“文化大革命”中，他虽遭受残酷迫害，仍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保护同志，表现出一身正气。
二、张闻天同志注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要阶段提出了正确的观点或主张
张闻天同志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注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许多重要阶段提出了正确的观点或主张，其中有些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我们党内形成时，还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的张闻天同志，运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形势进行分析，写下了《论两条战线的斗争》的文章，指出不但要反对党内的右倾，而且也要反对党内的“左”倾，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理论及实践提出了尖锐批评，显示出敏锐的洞察力。从苏联回国后，张闻天同志进入党中央领导层，开始参加对中国革命的具体领导。上世纪30年代前期，他曾经同“左”倾中央一起犯过严重错误。但就在这个时期，由于实际斗争的教育，他作为中央重要领导人，首先在自己主管的文艺宣传领域对“左”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和反对意见。特别是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不久，他分工管理苏维埃政府工作，着重研究根据地建设的方针政策问题，提出了要尽量扩大生产、提高土地生产力、鼓动私人资本家投资、通过发展生产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阶级斗争主要应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等不少有见解的政策主张，对全国根据地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加快了武装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愈益严重。张闻天同志在党内较早认识到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到一个月，他就写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把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推动广大群众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问题提出，奠定了瓦窑堡会议党的策略方针转变的基础。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张闻天同志在党内最早开始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和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规划蓝图。他撰写了《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等文章，就共产党全面掌握政权后怎样发展工商业、农业，怎样开展城市工作等问题进行论述。东北全境解放前夕他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报党中央后引起高度重视，刘少奇和毛泽东同志相继作修改后转发全党。张闻天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提出东北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六种成份（后来经中央修改后为五种）及党对其不同的方针，是我们党最早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文献，其基本思想被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所吸收。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同志在外交部门工作期间，注重调查研究，勤于分析问题。他关于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论述，关于驻外使馆要以各国政府为主要工作对象、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必须坚持勤俭办外交等主张，至今仍然具有适用性和指导意义。
张闻天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959年以后，他专心从事这方面工作，写下了《要正确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关于按劳分配提纲》、《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等论著。在“左”的思潮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环境中，他以高度的理论勇气，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工作不能凭一时的热情前进，也不能跃进，而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他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把公社农民的生活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这应该是理想，不应该反对”。要“用一切办法实际改善工农生活”。他重视市场的作用，提出应该使各地集镇市场既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的中心，又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张闻天同志这些思想观点，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声。
三、张闻天同志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为党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闻天同志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中的一员，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热情战士。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身体力行，一直注重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且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从1919至1925年，张闻天同志致力于文学革命，以其丰富的译作、多彩的创作和深刻的评论积极投入当时文化战线上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创作和翻译了大量新诗、散文、小说、戏剧、评论等作品。特别是他创作的以中美两国社会为背景、反映五四时期青年思想历程的长篇小说《旅途》和以反封建礼教为主题的三幕剧《青春的梦》，使他获得了“少年文学家”的美称。
20世纪30年代初，张闻天同志从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指导中，率先认识到“左”的严重危害并开始了纠“左”的尝试。他专门撰写《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实际上在文艺战线首先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他还以文艺的独有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客观事实，说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文艺作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某一阶级的利益、对革命的宣传鼓动，还体现在对某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的描述。在他的领导下，文艺战线纠正关门主义，取得了明显效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实行团结中间作家和争取公开的策略，文艺界逐步形成了以左翼作家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同志始终关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主持制定、起草了许多有关文化运动重要方针政策的文件。他提出“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强调要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在抗日的前提下把一切文化人团结起来。他以不懈的努力，通过加强文化工作为壮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还与毛泽东同志一起，为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于1940年1月写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文章，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该具有“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特点和要求，与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概括基本一致，而且还突出强调了“民主的”特点，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同志仍然重视文化工作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同经济建设的任务同时被提出来的，为了加强文化工作，就要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应考虑城市如何在文化上帮助乡村的问题。与重视文化工作相联系的，是张闻天同志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外交部工作时，他积极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出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大胆提拔使用知识分子，要做出对知识分子培养使用的具体规划，要解决知识分子的待遇等级问题。他强调，人才要德才兼备，既要有优良品质，还要有知识有才干！这些思想，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之参与到新中国建设中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四、张闻天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勤于学习，堪称典范张闻天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且终生好学，不懈求知。张闻天同志当年主要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岗位上曾经犯过错误。但是应该看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张闻天同志作为中央领导层的一员，是同整个中央一起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观察判断中国革命形势并制定革命策略的。他所犯的错误，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错误。张闻天同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党的政策方针的标准。所以，他能够从实际斗争中比较快地认识错误并积极诚恳地改正错误。即使身处“左”倾中央领导层，他在一些方针政策的执行和很多问题的处理上，也不同于“左”倾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如在肃反中，他就保护过傅连暲、刘晓等同志。福建事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明确主张联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上层，以打破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是“左”倾中央最早认识错误的重要领导成员，这成为他后来率先同“左”倾错误彻底决裂、转到正确方面来的主要原因。张闻天同志追求真理，也服从真理，对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从不回避，而是不断地进行认识和反省。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多次对自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作出深刻检讨，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他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号召，1942年1月亲率调查团深入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了一年多的实地调查。这次调查，不仅促进了他本人思想作风的进一步转变，成为他自身思想发展的又一次飞跃，并且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思想建设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成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再次诚恳深刻地作检讨，公开为当年自己犯的错误承担责任，充分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张闻天同志尤其让人赞佩的，是在身处逆境甚至失去自由时，对真理一如既往的追求和坚持。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被撤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任“特约研究员”。“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残酷迫害，被长期监禁和遣送外地。但他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以病衰之躯，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写出大量文章、调查报告、读书笔记和研究文稿，分析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尖锐批评“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探索，充分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强信念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张闻天同志终身好学，不断求知，学习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是摘取只言片语，作表面的征引，而是特别重视系统地攻读原著，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融会贯通，获取真知。他指出，学习一定要提高质量。他曾经专门撰文论述干部学习问题，指出每个干部都要养成独立阅读、独立研究的能力，而且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各种具体的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基础。他对待学习的态度，善于学习的方法和实践，对于当前我们党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张闻天同志把一生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壮丽事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强盛、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富裕忘我奋斗、努力工作，始终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立下的不朽功绩将永载史册，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