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醉翁1922年集股经营笑舞台，演出文明戏，并创办“和平社”剧团，演出 邵醉翁
自编讽世剧本。1925年以和平社演员作班底，与弟村人、仁枚、逸夫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任总经理兼导演。同年导演影片《立地成佛》。后相继导演《梁祝痛史》、《白蛇传》、《孟姜女》、《七侠五义》、《乾隆游江南》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下，导演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影片《芸兰姑娘》、《挣扎》，并将改编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的电影剧本《一夜豪华》搬上银幕。天一公司的影片受到南洋各地观众的欢迎。1936年后期，天一公司陆续将制片资材运往香港，建立香港分厂。抗日战争爆发后，天一公司结束在上海的制片业务，将全部资材运往香港分厂，改名南洋影片公司。建国后闲居上海，后在上海病逝。邵醉翁 邵醉翁
，镇海县庄市朱家桥老邵人。其父邵玉轩，早年在上海经营锦泰昌颜料行。醉翁生于1896年，原名同章，字仁杰，号醉翁，在他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后，以号行。1914年，邵醉翁在神州大学法科毕业后，任上海地方法院及会审公廨执业律师。嗣后，先后与人在上海、天津、镇江、宁波、嘉兴、湖州等地，合股开办颜料、北货、绸布、纸张、钱庄等商号，还与朱葆三、张小松、倪幼丹、卢子嘉等合资创办中法振业银行，并被推为经理。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败，感到商业活动中，有的不讲诚信，甚至尔虞我诈。认为要感化人心，移风易俗，舞台剧（当时称文明戏）投资不多，通俗易懂，倒可试试。
邵醉翁先生的天一电影公司，拍摄古装片的规模日渐壮大，这不能不说招来了明星等公司的嫉妒。于是乎，一场被称为“六合围剿”的行动开始了。
面对天一公司的迅速崛起，明星公司老板之一的周剑云联合大中华百合、友联、上海、神州、国光五家电影公司组成“六合影业公司”，针对“天一”采取低、快、多战略，造成一些影片品质不好的现象。对“天一”最具杀伤力的是，“六合”与包括南洋片商在内的电影发行商签订合约，规定如果经销“六合”的影片就不准再与“天一”合作。“六合”几乎占有中国电影市场三分之二的江山，各发行商不敢得罪“六合”，纷纷拒绝经销“天一”影片。
为杀出重围，邵醉翁一方面派出发行人员在国内建立非“六合”院线，一面派三弟、六弟带着拷贝和放映机赴南洋开辟新的市场。南洋片商不敢与“天一”合作，兄弟俩无奈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他们买了一辆大篷车，拉上放映机，到穷乡僻壤放映。他们在泥泞中跋涉，住在乡村小店里，有时甚至在树下露宿，艰苦异常。不过，回报也是丰厚的。乡村的人们从没见过电影，对那些会动的影像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扶老携幼，穿村走巷前来观看。见此情景，一些小的片商和剧院老板开始经营“天一”影片。
周剑云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想出了“双胞”计策，即打探到“天一”正在拍摄的影片，马上动手拍摄同名影片，赶在“天一”之前面世。但是此行为不够光明磊落，反使“天一”得到观众同情。“围剿”了一年之后，“六合”的做法遭到了电影圈内外许多人的非议，内部也开始爆发矛盾，其他公司感到自己受到“明星”的利用。更兼之正值武侠神怪片泛滥，众多小公司以低成本影片进入市场，“六合”遂逐渐失势。
在邵氏兄弟齐心协力的时候，“六合”却因内部纷争而解体，邵氏兄弟赢得了最终的胜利。邵仁枚、邵逸夫兄弟没有再回上海，他们在南洋娶妻生子，并于1930年在新加坡注册了邵氏兄弟公司。
淞沪之战后，时局动荡，导致“天一”市场萎缩，而1933年拍摄的粤语片《白金龙》却走红穗港南洋市场。鉴于此，邵醉翁对“天一”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决定南迁香港，以拍摄粤语片为主。1934年天一公司的绝大部分人员和设备移往香港，成立天一影片公司香港分厂（简称天一港厂）。
1936年，天一港厂的片库接连发生两次大火，几乎将之前所拍影片的母片全部烧毁，邵醉翁心灰意冷，遂返回上海，从此退出电影界。留守上海的邵牧人到香港掌管天一港厂，直至1957年邵逸夫回到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接手全部电影业务。
30年间，邵氏兄弟以股权与决策权异常集中的权力形态、兄终弟及的权力传承方式，协力同心，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这一时期，他们共拍摄影片100余部，拥有了100多家影院，和10座大型游乐场及不少房地产项目。而如此雄厚的实力，还只不过是未来邵氏电影王国的基础。
“六合围剿”看似惊心动魄，竞争双方在舆论上却保持“低调”。由于中国电影业正饱受美国电影垄断之苦，“明星”并不愿以“以强凌弱”的新垄断面目出现；而“天一”确因粗制滥造不少古装片而受舆论指责，对于“六合”的“围剿”做法也只得暗吞苦果。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醉翁老先生回忆往事的时候，或许还要感谢当时年轻气盛的周剑云，正是他的逼迫，才使得“天一”远赴南洋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从而建立起“邵氏影业”这个东方电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