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11月25日，生于广东省高 丁颖
州县（原茂名县）谢鸡镇石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06年，丁颖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入学后，他参加了“新高学社”，曾不时议论时政，立志“科学救国”。
1912年9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
1914年6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
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中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乃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1921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
1924年，获学士学位，时年36岁。为了出国深造，他前后奋斗了11年。
丁颖
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州市梅县区）、北江（韶关市曲江区）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做出贡献。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丁颖受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945—1950年，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6年，在他6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
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
1964年10月14日病逝于北京。
丁颖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广东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他曾先后代表国家赴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缅甸等国考察和进行学术交流。1957年他主持有中、苏、越3国学者参加的武汉水稻科学技术会议；1964年出席了北京科学讨论会。他曾受聘为柏林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
边角磨损的皮包、磨花表面的怀表
在华南农学院工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到他家去拜访，征询发展广东农业生产的意见，见他生活简陋，提出要为他另建新居，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坚决谢绝。解放前他的女儿希望考上公立中学以减轻家庭负担，该校校长是他的学生，但他就是不答应写介绍信。建国后另一个女儿报考华南农学院，差2分未上录取分数线，他坚持一视同仁，不予特殊照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送两个女儿参军。丁颖一贯生活朴素，勤俭节约。抗战期间以红米营养价值高、萝卜干维生素含量丰富为由，教诲孩子们过着清茶淡饭的生活。每当桌上丢落饭粒，就成为他们开展“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育话题。他爱惜公物已成习惯，在实验地发现丢下一把镰刀、一根麻绳都要一一拾起来送仓库，甚至连一些旧纸、信封也要收拾起来再用。中山大学迁校到粤北期间，他是农学院院长，经常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来往于农学院与校本部之间的山区。一次遭到土匪拦路打劫，广东省政府为此给他赔偿损失，他分文不留，如数交给农学院购买兽药为农民防治牛瘟。他的清廉作风和为农民造福的高贵品德，使匪徒亦受感动，自觉把抢劫之衣物附上道歉信寄还给他。1948年，后辈集款购买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祝他60岁诞辰，他一直使用到1964年去世，成为他身上贵重的遗物。 丁颖教授铜像
在数十年的科研路上，他身体力行地体现着矢志为民、务实求真、身教以德、敬业乐群的精神，并实现了自己“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的誓言，无愧为蜚声国内外农业科技界的“中国稻作之父”。 （中国农科院评）
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 （周恩来评）
丁颖（半身）铜像一座安放于华南农业大学校史展览馆三楼丁颖纪念馆，一座安放于广州白云山和黄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
丁颖纪念馆是学校为纪念丁颖院士，在百年校庆前专门装修设立的。此外，华南农业大学为继承和发扬丁颖精神，多次举行丁颖教授逝世纪念活动和学术报告会，专门设立了丁颖科学基金。